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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報特稿/大陸「新城鎮化」的塑造與挑戰 
Jul 1st 2014, 01:45

中央日報 – 

(一)前言   農民和農村是中國大陸最重要的經濟與歷史文化資產。大陸改革開放後,經濟快速工業化,公路、鐵路、機場、橋樑等基礎設施建設突飛猛進,農村快速城鎮化,城鎮與農村社會結構都起了巨大變化。  大陸農村城鎮化帶動人口、產業、資本與生產、交換、分配、消費等經濟活動的大變革。1990年代大陸有大約400萬個自然村,180萬個行政村,如今已有一半的行政村消失。估計每天有近百村莊,每年有3萬多個村莊消失。從城市面貌來說,城鎮新建築是人類科技文明的展現,但鋼筋水泥的高樓大廈取代了老城區、古建築,歷史遺產和地域文化風格喪失,工業化與城鎮化所形成的新生事物,對原本的環境無異是一場「建設性破壞」。  當前大陸正處在工業化、城鎮化與現代化轉型時期,今後如果每年城鎮化增長率1%,意味著至少有1,600萬到2,000萬人口要從農村進入到城市。城鎮集聚了更大規模的人口和經濟活動,資源環境問題勢必更為凸出和尖銳,城鎮經濟與社會發展面臨更大的挑戰。省思過去城鎮化進程的得失成敗,如何構建新型的城市化發展模式,塑造一個適宜人類安身立命的環境,已然成為新城鎮發展面臨的頭等要務。 (二)城鎮化的省思與規劃  根據統計,截至2013年底,大陸人口城鎮化率為53.7%。但實際上大部分的農村青年都已經離開農村進入城市,那些未離開農村的年輕人,大多數也不再從事農業生產。至於進入城鎮的農民,擁有城市戶籍的只有35%,估計有2.7億人生活在城鎮裡的人沒有城鎮戶口,沒有享有城鎮居民待遇,形成「半城市化」或「偽城市化」現象。  在大陸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下,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,城鄉居民權利不均,公共服務不均。城鎮化不應僅僅是農村人口向城鎮的遷徙,更重要的在於改變城鄉二元結構,使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人民,尤其是廣大農村人口。上述2.7億生活在城鎮裡的人沒有城鎮戶口、未享有城鎮居民待遇的現象,一方面很難提高城市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效率,另一方面則是擴大貧富差距,顯然未達城鎮化本意。此外,從空間分佈看,東部地區城鎮資源環境矛盾加劇,中西部大量中小城市的潛力卻還沒有充分發揮,城市對農業與農村發展的帶動力不強,這些都是推進新型城鎮化必須省思檢討的問題。  有關新城鎮化的規劃,2012年11月中共「18大」提出「新型城鎮化」,2013年12月中共「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」提出「中國特色」新型城鎮化道路,強調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。今年4月,發佈大陸「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(2014-2020年)」,統籌相關領域制度和政策創新。  對於未來城鎮化的遠景,大陸「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」的目標是: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0%左右,1億左右人口在城鎮落戶。另外,大陸「中國現代化報告2013」預計到2050年城鎮化率約80%,城市數量約1,600多個,城鎮人口約12億,新增人口約4.6億。至於新城鎮化產生的經濟效益,預測人口城鎮化率每提高1%,至少有1,300餘萬人將從農民變為市民,將帶來1,740億元的新增消費;10年間城鎮化率提高10至15%,將帶來1.7至2.6兆元的新增消費規模,約可拉動最終消費增長1.6%。  為達成上述預期,「規劃」列出了未來「三件主要工作」、「四項戰略任務」,與「五大目標」。「三件主要工作」包括: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、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、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等。「四項戰略任務」是農民工市民化、城市布局形態優化、城市可持續發展與城市提升、城鄉發展一體化。「五大目標」是:以人為本、四化同步、優化布局、生態文明、文化傳承。  在改革措施方面,「規劃」強調新型城鎮化發展要突破舊體制機制的束縛,是一場綜合的、全面的、深刻的體制機制的變革。未來將推動改革農村宅基地制度,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、擔保、轉讓試點;改革徵地制度,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出讓、租賃、入股,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、同權同價;解決土地增值的利益分配和補償問題;逐步建立多元化、可持續的城鎮化資金保障機制,以及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等。 (三)規劃特色、挑戰與風險評估  過去大陸的城鎮化規劃存在重規模輕水平、重數量輕品質、重形式輕內容,出現了貪大求快、缺乏特色等問題。就此而言,當前大陸的新城鎮化規劃,可說是原本城鎮化的轉型升級。但是這種規劃仍然是由政府推動的,在執行過程中,脫不了各級政府行政力量的干預,帶有一定的強制性。  大陸的經濟改革效益顯著,卻出現經濟結構失衡、資源浪費嚴重、地方債務負擔沉重等弊端,無法獲致最優的經濟效應。此次由政府引導推動的新型城鎮化規劃,相較以往有不少改變和突破。但在執行層面,能否帶來明確效益、化解風險,擺脫冒進、低效、浪費的慣性,是各界關切焦點。  大陸推動新城鎮化面臨的挑戰有四:一資金問題,二是政策突破問題,三是資源布局和運用問題,四是風險化解的問題。  關於資金問題,未來10年大陸城鎮化率如果每年提高1.2%,將有2億農民入城,加上現有的1.6億的農民工,新增城鎮人口將達3.6億左右。按低標準計算,農民市民化約需要人均10萬元的固定資產投資,需要新增35至40兆元的資金需求。另有估算,到2020年大陸城市化率在60%左右,城鎮人口大約為8.5億,需要資金約50兆元,平均每年7兆多元。面對巨大的資金需求,單純依靠中共中央財政資金遠遠不夠,未來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資管道。  關於政策突破,土地徵收是土地制度的重要問題。如果土地管理法不修改,政府持續通過徵收土地推動城市化,將進一步擠壓農民活動與生存的空間。政府應打破對農地轉用的壟斷,改變集體土地的用途管制,發展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和交易,實現農村、城市土地「同地、同權、同利」,建立土地交易機制,使農民分享城市化中的土地增值收益,提升儲蓄與消費能力。  就資源布局和運用而言,城鎮體系的產業布局存在結構性失衡,新城鎮化必須解決資源按行政級別和權力配置的問題,資源配置要從政府主導轉向市場主導。若不打破以行政層級分配資源,則產業布局失衡、粗放發展和資源浪費的慣性難有實質性改變。新型城鎮化應該減少行政權力對市場機制的干預,以市場為導向,才能有效扶持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。  至於風險的化解問題,城鎮化是一種土地的再分配過程,涉及農民、集體經濟組織、地方政府等方方面面的利益,在推進過程中必須注意防範可能引發的對立風險。例如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可能導致土地非農化失控,最終危及糧食安全的風險。如果行政主導過度,則極有可能導致對農民土地權利新的剝奪。再者,城鎮化有可能造成城市升值,農村貶值;服務業升值,農產品貶值;城市經濟整體升值,農村經濟整體貶值,加劇城鄉居民的兩極分化與對立,形成社會問題。 (四)結語  大陸城鎮化的腳步伴隨著改革開放與市場化前進,農民紛紛湧到城鎮,創造了供給與需求,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,深刻改變了城鄉的風貌。但隨著城市規模的膨脹,大陸農村始終處於邊緣化的地位,農村的快速空心化與縮減,成為世人關切的熱點。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帝格利茲(Joseph E. Stiglitz)即曾說過,21世紀人類最大的兩件事情,一是高科技帶來的產業革命,另一個就是大陸的城市化。 (來源/中國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大陸情勢雙週報第1669期) 【中央網路報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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